您的位置: 网界网 > 周报全文 > 正文

[周报全文]走过青春期——国家计委与微软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背后

2002年07月08日 00:00:00 | 作者:佚名 | 来源:$page.getBroMedia() | 查看本文手机版

摘要:走过青春期——国家计委与微软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背后

标签
走过青春期
——国家计委与微软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背后
本报记者  方正

    在位于中关村希格玛大厦五层的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前厅挂有两张大幅照片,每当记者凝视着照片上朱总理接见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先生的场面,透过朱总理和鲍尔默的愉快笑容,直觉常常告诉记者,微软在中国早晚必定会有大的动作。

    2002年6月26日,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和微软CEO鲍尔默先生共同签署了加强软件产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国家计委支持微软公司与中国境内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等,开展包括出口、投资、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等在内的一揽子合作计划,涉及金额超过62亿元人民币。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软件领域最大的一个对外合作项目。随后,微软与教育部签署了“长城计划”,微软公司将在未来三年内,以投资、赞助和捐赠的方式投入至少价值2亿元人民币来支持国内的软件教育和基础研究。用鲍尔默先生的话说就是“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微软在中国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可以说这个阶段微软是一个完整的、具有价值的中国软件行业的参与者”。这句话从一个先后来过中国15次的CEO口中道出,是耐人寻味的,无论是对微软,还是对中国软件产业,其深远意义不言而喻,对双方而言都是里程碑。

微软的觉醒:承诺与耐心

    纵观微软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92年设立中国办事处为标志,此阶段重在产品的销售以及营销体系的建立;第二阶段,以1998年成立微软亚洲技术支持中心(去年已经升格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和微软中国研究院(去年已经升格为亚洲研究院)为标志,此阶段重在产品的研发与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微软研究院的成果已经直接运用在微软产品的中文版本中;第三阶段,以今天微软同国家计委签署谅解备忘录为标志,微软开始真正进入在中国的投资阶段,开始懂得以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溶入中国的大家庭中。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张亚勤的话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微软现在真实的心态:“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把微软公司的文化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微软公司在中国才会成功。只有中国的软件产业成功,微软在中国才能成功。”这是微软在中国十年的经验,也是教训。

    从1992年到2002年,这十年中微软在中国是交了学费的,这正像每个人在青春期成长过程中都或多或少要经历迷茫与彷徨一样,微软在中国的成长也应验了这一成长足迹。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对政府关系的漠视,1994年的中文平台之争引起的中国软件业的声讨,到1998年打击盗版的不得要领而带来的“四面楚歌”,再到2001年底的北京市政府采购的出局,事实让盖茨先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国家,不能够将在其他国家屡试不爽的套路生搬硬套到中国。曾几何时,不知不觉中微软在中国步入了这么一个怪圈:中国政府期望微软有更多投资,对中国做出更多实质性承诺,然后才能支持微软扩大市场份额;而微软总是以在中国市场的收入为基准,要求必须在保障其直接利益的前提下,微软才可能承诺更多的投资。这一观念上的分歧成了微软在中国市场“剪不断,理还乱”的死扣。 1997年底,记者曾在美国拉斯维加斯采访过微软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当问到中国的营收在微软全球总营收中占有多大份额时,这位CFO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伸出手指做了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手势。诚然,任何公司在进行投资时,都会考虑到回报,但是这种回报期是要根据不同市场的具体情况而区别对待的,中国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而微软过去始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此,微软为它的急功近利付出更多的代价自然是情理中的事情了,这也让历任中国总裁(总经理)黯然泪下,不得不一而再的“因为个人兴趣发展的缘故”而离开。其实,从微软第一任本土经理吴士宏到高群耀都在不同场合表示过要“要把微软中国做成中国微软”,“要实现微软和中国软件业的共赢”的思想。 但是,一到关键时刻,就又停留到口号阶段了,这不能完全怪他们,毕竟微软的文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史蒂夫·鲍尔默先生是比尔·盖茨的哈佛同学,但是两人在个性上却截然不同。相比于比尔·盖茨先生在1997年拜见中国政府有关官员时的不愉快经历,一年多前史蒂夫·鲍尔默同朱总理的见面时的谈笑风生就更显示出这位微软2000年初刚任命的新世纪新CEO的独特魅力了,鲍尔默以他的热情和谦和得到了中国人的好感。后来记者了解到,事实上,那次见面微软就已经谈到了在中国的投资意向,于是就有了今年1月微软在中国投资支持的第一家国内独立软件企业—中关村软件有限公司以及随后的上海微创软件有限公司,由此拉开了微软在中国投资的序幕。当记者问到十年来微软在中国发展的最大教训时,鲍尔默表示:“我觉得最大的教训是,要想获得在中国的发展机会就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承诺,必须在执行中有耐心,必须有长远的观点,还必须有强有力的执行能力。在中国我们着眼于今后五到三十年的发展,而不能操之过急。我们有很好的人才,有非常好的技术人才,还必须有耐心,而且要有很好的执行方案。微软对中国有着长期的投资承诺。我们的目标是支持中国发展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产业。”

    显然,微软的观点已经有了历史性的转变(+微信关注网络世界),对中国市场的回报期甚至能够延长到了三十年后。微软在中国市场的死扣终于在新世纪的新CEO鲍尔默身上解开了。这一转变是微软自身的变革,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给微软带去充分信心的直接体现。

中国软件产业:重新定位

    2002年6月,一则简单的消息引起了记者的深思:中国软件行业协会(CSIA)正式吸纳微软中国公司为会员,微软同时成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首家获得CSIA会员资格的外资公司。紧接着,IBM和摩拖罗拉也不甘落后。鲍尔默先生此次中国之行的重要一项就是出席由CSIA主办的“第六届软件博览会”。CSIA是中国唯一代表中国软件产业界的全国性行业组织,是中国软件企业的家,其宗旨当然是促进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而如今,能够吸收一家曾经是“敌人”的外国公司加入,其背后自然将预示着中国软件业发展思路的变革,此次国家计委与微软达成谅解备忘录正是这一思路变革的最好佐证。

    其实,相比与微软对中国市场的观念变革,中国软件产业也经历了同样的青春期般的心路历程。如何走出自己的软件发展之路,一直是中国软件业的“软肋”。曾记否,1994年的Windows中文平台大战,让中国软件企业对微软同仇敌忾。记者也曾在1996年撰文对微软挖中文之星的核心人才发表过评论,并对中国软件业作坊式的生产提出过批评。无论是中文之星,还是金山,我们的软件企业走过了太多的迷茫与摸索。两年前的上市潮,又让我们在股市的起落中经历了磨难。下面让我们看看这么一组数据。印度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重点发展软件产业,2001年,印度的软件出口额达到77.8亿美元,预计到2008年,印度软件产值将达到850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500亿美元。而我国2001年软件出口额仅为7.2亿美元。为什么我国的软件产业会落后于起步还比我们晚的印度呢?关键在于印度找对了适合本国软件产业发展的模式。我们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对于现阶段比较现实的方法就是走合作之路,在更广阔的市场范围上重新定位我们软件业的坐标。在国家计委与微软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第一条就是,微软将向国内企业提供总价值超过7亿美元的软件开发、服务外包订单和基于嵌入式软件的硬件产品出口订单,以支持中国软件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

    此次国家计委与微软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以及CSIA接二连三地吸纳外企为会员,表明中国软件产业将告别过去的一味的“对抗时代”,化干戈为玉帛,走合作之路,重新发现自我。对抗并非上策,合作才能够共同发展,发展中国软件业的关键不在于一味地同某一个外国软件企业竞争,而根本在于提高自己的开发水平,建立自己的人才队伍,突破原来的思维模式限制,重新定位自己的坐标。民族工业不是靠一味地保护才能够发展起来的。中国软件业有此海纳百川的气度,何愁找不到出路。君不见,微软公司的很多软件开发人员都是华人,中国人的智慧是让比尔,盖茨先生也翘起大拇指的,正是基于他在1997年中国之行时清华大学学生的智慧留给他的深刻感受,微软才最终决定于1998年将微软亚洲研究院设立在北京,这是微软除美国和英国之外的全球第三个重要研究机构。

    我们可以断定,中国政府同国外软件厂商的合作绝不会就此在微软一家身上打住,在不远的将来,将会有更多的合作项目出现,中国软件业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内,找到适合自己的归宿。中国软件产业的这份自信同样来自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广阔的市场。

    走合作之路,给彼此一个机会,还中国软件业发展一片蓝天。

    让我们试目以待。
[责任编辑:程永来 cheng_yonglai@cnw.com.cn]